明代科举考官的担当与期许

放榜是寒窗苦读多年的士子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上图是刊载于晚清著名画报《点石斋画报》上的《南闱放榜图》，展示了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南乡试放榜的情况。录取榜文除了贴在考场外墙上，在考试之后，往往还要刊布登科录，如右图所示《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登科录一般有前序后序，记载本科考试官姓名官职、本科考试日程、录取考生的详细信息、本科考试题目等，由于登科录详细记载考生的家庭出身，因此成为了研究古代社会流动及社会变迁的重要材料。

一

在明代《乡试录》《会试录》中，存有大量考官所写之序。在这些“序”中，考官对士子扣好入仕第一粒扣子，充满期许，也心怀忧惧：“持有司尺寸之度，求之语言之末，则又臣之所窃忧焉。”（张治《嘉靖二十九年会试录序》）作为考官，代表朝廷选录士子，既是荣耀，更是责任：“虽然人荣之，则必有以责之。”（何元述《浙江嘉靖十三年乡试后序》）那么，他们忧惧什么？

惧己失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浙江乡试，林祥应荆茂之礼聘，以典文衡。在《序》中，他坦言：“诚欲自效，以少逭（意为逃避）尸素。其或私以隳行，怠以荒业，非惟失人，抑先失己，祥不忍为也。”行私怠业，则先失己。失己就成了尸位素餐之人，如此必失人，无法为国选得英才，故考官因失士而如临深谷。为排忧解惧，他把解剖刀首先指向自我，也即不“失己”方可得人。

惧士违文。考官之惧，除来自对自身的审视外，也心忧士子的文行不一。明代科举以文取士，考官因文荐人，而以文观人，或文如其人，若陆贽得韩愈，欧阳修得苏轼、苏辙；或文饰其人：“其达之词也，未必皆若其所存也。是故躁而词庄，贪而词介，暴而词温，懦而词劲，冥而词昭，是将循奚道以决之？今惟其文取耳矣，庸知其中无前所云若人也？”（萧万斛《嘉靖二十五年广东乡试录后序》）所以，文如其人，则因文取士，得人必正；文饰其人，则因文取士，得人必奸。

那么，考官是通过哪些做法来减免“失己”的呢？概而言之有三。

首先，秉持公心。私与公反，公行则私退：“（邵）玉等忝窃甄别黜陟之柄，尤各凝神注思，徯俟简阅，而不敢玩视忽取，是盖同一荐贤为国之公心。”（邵玉《天顺三年江西乡试录序》）审阅士子之文，考官态度若漫不经心，“玩视忽取”，必使黜陟颠倒，贤才旁落，致抡才大典蒙羞。

其次，简拔谨严。明代士子，五经皆涉，但有主次之分，如洪武四年（1371年），第一甲吴伯宗、郭翀、吴公达分治《书经》《春秋》《诗经》，考官“遂议分经而考，复互相参定，使无所憾，乃进于主司。主司遍观，而后次第之。犹虑沧海有遗珠之叹，卷之已黜者复覆视，而致谨焉。”（宋濂《洪武四年会试纪录题辞》）又如正德二年（1507年）江西乡试“分经较卷，范璟、胡崇易、郭懿较《易》，范邦彦、陈允谐较《书》，周澜、熊永昌、吴彰德、潘中矩较《诗》，范鲁较《春秋》，（田）祯则较《礼记》，而又与范邦彦总较各经焉。其较阅亦可谓精矣。较后而定去取，本之初试以取其经学之醇，参之再试以取其识见之博，又参之三试以取其时务之通敏。”（田祯《正德二年江西乡试录序》）这种出题、较卷，既考虑士子、考官的治经偏好，又兼顾考官分较与总较的有机融合，而定去取，“黜者复覆视”，初试、再试、三试的相互参之，使简拔谨之又谨，凸显了考官“以人事君”的忠诚态度。

第三，问心无愧。考官秉持公心、简拔严谨之后，是否就能减免“失己”之过呢？答案是否定的。“心力自谓己殚，第患学识目力之未至耳。”（韩宗尧《弘治十四年江西乡试录序》）心力已尽，而学识目力未至，则或有遗珠：“然以苏轼反遗李廌，欧阳修误取刘辉，况区区藻鉴之下，安能保其去取一一之当耶？第求诸心无愧而已。”（田祯《正德二年江西乡试录序》）因此，对职掌文衡的考官而言，只要尽心尽力尽责，问心无愧，便是“惧己失士”的最好冲销。

二

得人正，考官无忧；得人邪，考官存忧。那么，明代考官又是如何直面“文饰其人”的呢？简言之，以“三不负”来期许士子。

不负其生。士生有地，地有先哲乡贤，故先哲乡贤之流风遗韵，不应弃之如敝屣，而应勤勉“自式”，“夫生尧舜之乡，学尧舜之道，读尧舜之书，而不知自式焉，负其生者也。中有司一日之式，而用则异观，是背其式而负尧舜者也。”（李应阳《正德十一年山西乡试录序》）

不负作养宾兴之举。明兴，最高统治者兴建庠序，“延礼学官，以长育贤才”，以至溟渤之陬的琼南，也有华夏之风，“山川效灵，人文勃勃乎增焕矣”。（杨乾知《嘉靖四十三年广东乡试录后序》）士学有成，则三年大比，举于乡闱，升于春官。因此，“躬逢文明之运，居之有所，肄之有业”（孙芝《正德十一年江西乡试录后序》），升之有制，士切不可负明时而逆盛举，当思朝廷“所以作养之意，自靖自献，大而建上宰，司调燮以辅养君德。次而职群牧，抚字休养，不失民望。培元气，寿国脉于无疆，斯不负所举矣”。（吴誉闻《隆庆四年江西乡试录后序》）

不负所学。明代科举，第一场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这种导向强化了儒学对士子的陶铸。在考官看来，“四书五经”，皆“圣贤经纶之迹，其道极于天地，通于神明”（顾鼎臣《正德十一年顺天府乡试录后序》），故士子诵其言而通其意，不仅要“始于诚身，终于择物”，而且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舍此，则遗本逐末，娴于词章，务枝叶，失本根，“或选懦而无为，偷惰而隳事，置所学为媒禄之虚谈，视所习为纸上之陈迹，于朝廷之所付托，斯民之所仰望，漫不之省，则已深负储养简拔之意矣”。（黄奎《成化二十二年山西乡试录序》）

“文也者，言乎是者也。试也者，取乎是者也。录也者，将以征乎是者也。”（黄秩《弘治十四年江西乡试录后序》）《乡试录》，被誉为“贤书”。贤与不贤，不是仅停留于纸上之书写，而是有待乎将来之验证，即“名与实符，文与事合”（黄奎《成化二十二年山西乡试录序》），因此，士登贤书，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常怀“观其名而思不负其所举，观其地而思不负其所生，观其文而思不负其所学”之念（王华《弘治十一年顺天府乡试录序》），并以此激励自己，斯可有裨于国家，有光于科目，有重于乡国。

明代科举兴盛，乡试会试，“录”必有前序后序，其念兹在兹的就是以人事君之义，即后世指“贤书”而无旷官窃禄之讥，故因担当而有惧己失士之恐，又因期许而有惧士违文之忧。其选录秉持公心、谨严简拔、问心无愧，虽是职场应有姿态，但也是对士子有所作为的期待。己不正，动操私念，所期必失；己正，定取惟公惟明，所期或得。考官因文识人，而文或饰其人，因此，寄寓士子不负其生、不负作养宾兴之举、不负所学，并登之贤书，即是考官对士子的鞭策与软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