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从事鲁迅、郁达夫、冰心、高晓声、陆文夫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并作出卓越贡献。

　　范先生对新文学的研究掷地有声，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鸿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研究贡献、勤勉学风、人格精神永远垂范后学。

　　智慧守元气

　　1945年，14岁的范伯群离开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苏州念书。从此，这座秀雅的江南古城留住了他大半辈的人生。

　　到了苏州，范伯群就读于私立乐群中学初中部和伯乐中学高中部。学生时代的他意气风发，精神昂扬。1949年9月，他作为学联代表参加了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迎接新中国到来。

　　1951年，范伯群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光让他找到了人生志趣。当时，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学者，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陈建功、吴敬琏等教授相继调入复旦大学，这些名师的指导陶冶着范伯群的大学时光，尤其是贾植芳先生的到来，对青年范伯群影响深远。

　　贾植芳在复旦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范伯群和曾华鹏、施昌东成了贾植芳最欣赏和器重的学生。大三下学期，贾植芳给范伯群他们布置了毕业论文，范伯群的论文是写《王鲁彦论》。

　　作家研究，为范伯群的学术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基础。2008年，贾植芳逝世，在追悼会上，范伯群代表弟子发言：“我是1952年拜在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学生的。在这56年的岁月里，追随先生左右，我时时深感，能成为贾先生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贾先生不仅教我们如何‘开’学术研究之‘窍’，更是言传身教，教我如何才能做一个光辉的人。”

　　受到贾植芳的影响，范伯群也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光辉的‘人’字”。

　　临近大学毕业，正当充满期待的学术前景展现在范伯群面前时，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捕入狱。因为和贾植芳密切的师生关系，范伯群经隔离审查后离开了复旦。

　　青春年代的灿烂前景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晦暗。“任港没有码头，我在船员的帮助下，先用一根绳子将铺盖行李吊到小划子上，然后再将我吊下去，小划子摇到岸边，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该登上大学讲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学当起了一名语文教师，以后的二十年，他的人生处在压抑之中。

　　然而，踏实认真的工作与不凡的才华，让范伯群赢得了学生的敬仰。南通中学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小学校长，有的当了中学校长，他们如今都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会从南通跑到苏州，仍会写文章感念师恩。

　　中学教师的工作，没有终止范伯群对学术的信仰。1956年，他开始和同窗好友曾华鹏合作，撰写作家论。1957年，《人民文学》第5、6期发表了他和曾华鹏的研究成果——4万字的《郁达夫论》。秦兆阳在《编后记》里说：“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代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郁达夫论》不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新中国学术界研究现当代作家的“一个开始”。而这位站在学界潮头的研究者，当时只有26岁。

　　从《郁达夫论》开始，研究冰心、王鲁彦、蒋光赤、叶绍钧的论文一篇接一篇写了出来。范伯群因成绩突出，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然而，勤奋努力带来的有所起色的人生事业又被打断，“文革”开始了。

　　范伯群进了“五七”干校。天生的不屈、乐观的韧性，让他依旧能在那样一个艰苦躁乱的年代沉下心来读书。“在干校只能读一种书，那就是‘毛选’。但由于毛主席说要‘读点鲁迅’，这样我就将《鲁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做‘杭唷杭唷派’，晚上就在灯下读鲁迅的著作。当对我的监督劳动放松一点时，星期天就允许我自由活动了。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直奔镇江码头，买一张渡轮票，推车上了六圩。再一口气飞车到达扬州师范学院，找到了曾华鹏。我们两人交谈时都感到在这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智力活动’的元气。”

　　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鲁迅成为范伯群的精神支撑与智慧动力。“文革”后，一篇篇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发表，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著的《鲁迅小说新论》一书出版。这部书既是一部鲁迅研究史上得风气之先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位时代知识者坚韧学术生命的见证。

　　雅俗双翼飞

　　1978年，范伯群调入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开始了高校教师的生涯。这距离1955年他离开复旦时怀揣的梦想，已过去了20多年。其后来收入《鲁迅小说新论》中的系列论文的最初一篇也于这时发表。

　　1978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出《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这是“文革”以后复刊的《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当时百废待兴的学界的极大关注。从1978年到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作的鲁迅研究成果接连不断问世，“以鲁释鲁”，既为“文革”以后的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示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重帷幕。

　　与鲁迅研究成果同时问世的还有《王鲁彦论》《现代四作家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等著作。它们的出现不是草率成之，而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积累、思考、写作与沉潜，一旦许可，便喷涌而出。范伯群智慧的元气终于可以发挥出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后来还兼任《雨花》杂志编辑部理论组组长。在江苏省文联工作期间，他和艾煊、陆文夫、高晓声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1979年，范伯群评论艾煊《碧螺春讯》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1981年发表《陆文夫论》，1982年发表《高晓声论》，之后有多篇当代作家评论问世。

　　作为批评家的范伯群，对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一种了解的同情，时代的共同际遇，让他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照见了彼此的心灵。范伯群撰写的当代作家评论深刻精准又满含情意，具有当下意识，又承负历史重量。

　　作家与批评家的位置是相互的，批评家可以借鉴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家可以成就批评家的眼光见识。当范伯群在学术研究之路开疆拓土之时，作家艾煊发表评论文章《找回另一只翅膀》，用一个生动描述来形容范伯群孜孜以求的学术之路。

　　而这“另一只翅膀”就是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