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曾研制了中国首部激光雷达的导弹专家陈定昌院士走了，他去世的消息一出，人们悲痛不已。

陈定昌是我国武器系统总体、防空导弹及制导雷达技术专家，我国精确制导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防空体系研究和三代防空装备的实践者、拓新者和谋划者，取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成绩的取得并不偶然，从少年时代起，遭受国破家亡之痛的陈定昌就立志报国，“我长大了一定要投身国防，为国家研制精良武器，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负”。

1957年，陈定昌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陈定昌被分配至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从此陈定昌与航天结缘，开始了他逐梦航天的传奇导弹人生。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技术开始出现。钱学森提出：激光能不能做一个信号源，像无线电一样，也能做各种各样的探测和制导应用？这个“激光之问”最终交到了陈定昌手上。

经过数月资料研究与调研，陈定昌拿出了两份报告，肯定了激光确实是一个方向。钱学森听完报告后当场决定，“在航天里面，要把激光与无线电放在同等位置来发展。”于是，先期调研任务变成了预研项目。

因为激光雷达在国际上刚刚起步，事关重大，钱学森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于是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3家单位联合攻关，二十多岁的陈定昌被任命为项目组长。为了项目能够早日进入实验，陈定昌一天跑五六家单位，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这项工作使陈定昌深深感到：科学就是要创新，要不畏艰难，才能有所作为。为此，他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每一项技术的突破，每一个关键技术的攻关，每走一步都要爬坡。这期间，他收获了无数的喜悦，也吞咽了无尽的孤独与寂寞。

在当时条件下，尽管研制工作困难重重，“激光雷达项目”仍然取得了可喜成绩。该项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激光雷达样机，用详实准确的实验数据，突破了“四个科学原理”的限制，发展了中国第一部全反射式激光雷达，比美国林肯实验室领先多年。

熟悉陈定昌的人，对他的印象集中在几点上：其一是紧密跟踪国内外新知识、新技术发展，捕捉新信息速度之快，对趋势之敏感，令人敬服。其二是擅长对信息进行真伪和优劣的鉴别，对事物判断准确，善于抓住重点。其三是擅长超前思维，物理概念强，善于做顶层策划。这些特长在工作中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4年，陈定昌出任二院二部主任，他全面规划和未雨绸缪的意识更强了。在二院研制第二代防空导弹的同时，以陈定昌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开始前瞻性地提出第三代防空导弹的设想。该设想得到了包括任新民、梁思礼、陈怀瑾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还建议该型号要由二院来搞。这个决定成为二院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为什么说是“重大的转折”？原因在于第三代系统的成功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俄罗斯后第三个具有自主研制同一水平能力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导弹研制、试验能力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在第三代研制的同时，陈定昌又将眼光瞄向了第四代。对于他来说，小步慢跑是不够的，要大踏步地上台阶。他提出的空域和体系思想一直沿用至今。他经常与同事谈论航天器发展，当年他提出的发展规划设想，已被现实验证是富有先见之明的。

有人不解：陈定昌为什么能做到眼光超前，思维超前？答案是，这些都源于他站的层次高，做到了置个人荣辱于度外，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科学家要有胆量，而无畏源于无私。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搞出新装备，为国家几十年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强国。陈定昌总能站在国家的层面，站在战略的层面，始终保持着一种大视角，脚踏实地地在为国家的安全谋划，所以他才能用一种超前的眼光、透视的眼光，产生出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认知。

晚年的陈定昌院士，每日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一线。老友劝他歇歇，过过清闲的养老生活，可他未曾接受，也没有放慢脚步，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做，他在继续追寻自己的强国梦想。他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集团公司有关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工作，工作卓有成效。

时光给陈定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武器系统总体、防空导弹和制导雷达领域干了一辈子，无畏困难、风雨与挫折，他一生不变的追求就是这个梦想——“航天梦”，这里面有他对航天事业的一份挚爱、一份执著，他要用航天梦托举伟大的中国梦。

在陈定昌弥留之际，他还叮嘱家属：生病期间他的党费要按时交齐，所有丧葬事宜一切从简，费用自理，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本报记者 初英杰 通讯员 苗珊珊）